生态文明建设尤要在“实践论”中突出“矛盾论”——纪念毛泽东同志“两论”发表80周年

2017-09-16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黄承梁

《实践论》、《矛盾论》(后文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成文于1937 年7、8 月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讲演稿。“两论”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历史性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深化、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石,教育全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以问题导向抓主要矛盾、解决实际问题。今年是毛泽东同志“两论”发表80 周年,重温这两篇历史性巨作,对于处于“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竞合点、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转折点期的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典范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人们认识事物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了解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只有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也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事物真理性的标准。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间的环境问题,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内在痼疾、自身本身孕育着的对生态环境的天然破坏因子是其主因、内因。但恰如恩格斯所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许多国家,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大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在发展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现在再补回去,问题积重难返,所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教训十分深刻。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治理的严峻形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超出理的想象。一是我们首先面临发展阶段的瓶颈,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个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美国向环境污染宣战的时候,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5%,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已达到63%。当前我们仍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历史阶段,客观上资源、能源需求旺盛,排放量和转调控总量都很大。二是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跑得太快,唯GDP 论盛行、为硬发展让路,总是企图“弯道超车”。现在自然禀赋的硬约束凸显出来,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显现,人民群众心理上一下子接受不了。不仅如此,还要看到,“弯道超车”这种本身就不科学的“快赶硬上”,惯性力量仍然很大、在一些地方为政者里眼里还很有市场。三是正如美国生物学家康芒纳所指出:“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当今世界,一些所谓新的生态环境技术,本身也依附着潜在的、不可控的风险和“恶”的基因。如同当前西医对人体的医治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器主义泛滥、过度治疗一样普遍,发达国家和我们,都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设备,以“一物降一物”的工业线性生产模式,一部分设备进行产品生产,一部分设备进行废弃物净化处理,资源能源二次消耗和二次环境污染的比重很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缓解。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变化的根本动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至少有这样两点启示:一是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本身也是历史地、实践地,具有社会实践探索属性。只要有人类的活动,就会产生环境问题。客观看待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也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固然时不我待,需要立即行动起来,但只是机械式地“一刀切”,在任何领域都披上环境的外衣“来一刀”,恐怕将来也要后悔。全社会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确实需要一份理性和适度的淡定与从容,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二是要积极反思、全面审视我们环境治理取得的实际成效与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相比,存在的不足及其成因。要从实践的实际成效,切实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走向现代化,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不能口号喊得震天响,环境恶化趋势得不到扭转。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在秒新分异的现代信息社会和互联网+风起云涌、翻江倒海的时代,“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不是一句空话。但确实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称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不仅仅体现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为政者的“懒政”、“惰政”层面,如单纯依靠在会议室里听汇报、以会议文件落实会议文件,因而造成管理水平教条、机械、僵化,管理中的一刀切行为十分普遍(据说在近期中央环保督查中,个别地方出现了去给农民两亩三分地玉米脱粒机贴封条的现象);也体现在社会上,特别是个别网络大V 借一两个环保事件否定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成就。毛泽东同志写“两论”,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基此,中国革命既有别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有别于一般学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因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美丽中国”也是这样,东西部、南北之间、西部和西部之间,等等,还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基于真正了解中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完善理论、制定政策、对症下药。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931 年至1934 年,由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指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或许也存在并表现为这样几种主义。一是教条主义。这即如前文提及的一刀切、懒政、惰政。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中央环境督查工作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全面落实和实施,一些地方出现了变相的、曲解中央环境保护政策的行为,如简单了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强拆了之。毛泽东同志说“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从历史长河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看,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才处在由工业文明向后现代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前夜。拥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有赖于重大生态技术的颠覆性变革、绿色化的国民经济产业基础(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服务业)以及一系列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治体制机制的保障和完善。这条发展道路还很长,我们要坚决消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一些过去以大肆损害公共环境利益为代价发展起来的“顽固派”、“既得利益”,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对于这些拒绝绿色发展时代潮流、拒不转变粗放生产方式的传统“大户”,倒是需要一刀切下去的。三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社会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社会环境载体。过去我们往往将生态环境污染的大帽子放在企业身上。现在看来,中国是一个14 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群众实现衣食住行的绿色化转向,转“一点点”就将在总量上是巨大的惊喜。如有统计数据指出,2016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为313.5 亿件,并连续6 年每年增长超过50%。快递一年用的胶带可绕赤道425 圈。又如快餐外卖,以我国若干外卖平台统计数据来看,平均每天订单量大概在700 万单左右,一单仅按一个塑料袋计算,其数量就惊人。党中央近年提出“转变生活方式”,要求人们从自身做起,时时、事事、处处讲生态文明,这是有的放矢。特别需要指出,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生态文明会议很多,参加会议的人多为生态文明界专业人士。理论上说,他们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更多独特的价值思考和以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特有方法,并更加注重知行合一。但从实际情况看,如动辄到星级酒店开会、坐而论道、远离实际问题,这是有问题的。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要以知行合一精神彰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精神。

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新一代人的肩上。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观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巩固和深化,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相继建立,人们都期待能够自觉地改造自己和建设一个绿色发展的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意见或可参阅:第一,要解放和发展人作为“生态人”的社会属性。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要由“人”来建设。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身父母,也是我们作为生命个体的最终归宿;大自然不仅持续不断地哺育过我们的祖先,还要替我们继续哺育我们的后代及至后代的后代。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对丰裕的今天,实现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自觉转向,可能更符合中华民族先贤对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期望,中华先贤关于宇宙、关于生命、关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风骨,终究是我们安身安命、与天地为三的精神仰望。第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过去我们不断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对生产力的绿色属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鲜讲或者讲得不够,致使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只有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使自然价值参与到人类劳动的分配格局中来,我们才能够迎接并引领人类向着绿色经济的巨大变革前行,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丽中国梦前行。

二、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即是说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这样,本身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第一,从历史维度看,人类“明于天人之分”,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人类在神秘、旷野的自然时空下,同其它动物一样,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几多惊悚、几多悲壮。火的意外发明、石器的使用,才使人类逐步进入“人类纪元”的时代,那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工业革命所爆发出的亘古未有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挖掘地球的“战斗力”,创造了有人类以来人类社会积累的所有物质财富的总和,是一个“人类世”的时代。在这里,“人定胜天”占了上风,人类暴殄天物,但短短二三百年间,就使人与自然高度紧张。正是出于应对这种挑战,上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使之成为具有西方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思潮和运动。我国在经历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的迅猛、快速发展后,由于能源资源消耗过快,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传承和植根于古老东方文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土壤,把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思想中国化,科学判断和预见人类文明发展走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这将是一个“生态纪元”的时代,是生态文明的大时代!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基于矛盾的特殊性,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关系范畴。基于矛盾的特殊性、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方位,并基于此定位和方位,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社会生产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并发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社会总动员。另一方面,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动态变化的。尽管不发达的经济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将是一个长期的主要矛盾,但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基本国情”。发达国家一两百多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和复合型特点。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形式也出现了变化。30 年前人们求温饱,现在要环保;30 多年前人们重生活,现在重生态。特别是如,全国江河水系、地下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有的地区重金属、土壤污染比较严重,全国频繁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等等。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社会反映强烈。可以说,作为执政党,我们要看到这种发展中的期望,并且顺应这种期待。基此,可以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与公共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显著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顺势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也是民意所在。”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对解决这一矛盾的战略考量。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是规模化生产使人类商品迅速丰富,缺陷是对地球资源的消耗与污染急剧加速,而前者正是通常被人们忽视、却被西方国家主导了近200 年的所谓文明优势。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的阶段。恰如美国的政治理论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固然离历史性的转折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也断然不必妄自菲薄,相反,我们需要对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智慧能够重塑和重构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给予必要的历史敬重和时代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基于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更高的竞合性和内在一致性,两者或对立,但生态文明要主动完成对工业文明的科学扬弃,以历史性姿态引领人类新文明的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把学习毛泽东同志“两论”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相结合,不断开辟生态文明建设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两论”以实践和矛盾问题为纲,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汇贯通,形成了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哲学巨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党的开国领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与此同时,“两论”整体是立破并举的姊妹篇,一方面,《实践论》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本身也在讲《矛盾论》;另一方面,《矛盾论》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如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分析事物矛盾特殊性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的过程,等等。因而,“两论”又在整体上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表达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学哲学、用哲学,号召全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同志著作篇目,“两论”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党的十八大到即要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2013 年12 月和2015 年1月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特别是着眼增强解决现实实际问题的实际本领,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发展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全景全貌,特别是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和“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生态红线”等战略范畴,无不是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的集中体现,无不与毛泽东同志“两论”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和建设者,要善于以毛泽东同志“两论”哲学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下大力气率先打赢人民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战役过程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绿色发展视野中的生态文明智库建设和评价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BZX031;作者黄承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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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