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如何应对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

2017-01-0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

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几乎“网罗一切”,我们已进入网络时代。网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创新点,也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网络时代应对好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是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期观察版聚焦网络对政党的影响,围绕网络时代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等问题展开讨论。

——编  者

执政党治理国家应积极适应网络社会发展(人民观察) 

郑长忠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在中国网络社会也已初步生成。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显现。这种状况对于执政党治国理政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看怎么应对。对于我们党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科学把握网络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切实提高适应与驾驭网络社会的能力。

网络社会生成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关键变量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公共事务的行为。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指参与这些公共事务处理的各方面主体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手段而形成的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必定存在差异。进入网络时代后,国家治理就必须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只有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国家治理才能有效,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牢固。

中华文明是最早进入国家形态并且没有中断过文明进程的文明,在古代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积累了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但在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治理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因此落后挨打、历尽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开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主体要素的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市场与现代社会,正在我国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其中一些要素是在较短时间内生成的,因此也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这些要素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各要素之间缺乏内在有机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顶层设计,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两方面问题,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要使已经生成的各个治理要素实现有机整合,建立适宜的治理体系,形成较高的治理能力,从而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两方面转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所带来的基于制度创新而形成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使现代市场、现代社会开始生成,由此也促进了执政党与国家的发展。二是网络社会生成所带来的基于技术创新而形成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使人们的交往方式与生存状态,使现代市场、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要求执政党与国家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这两方面转型,虽然从时间上看存在相继性,但从结果来看则具有叠加性,而且网络社会生成是更不可预知的变量。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适应网络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单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已经关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局。

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从四个维度适应网络社会发展 

网络社会的生成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与生存状态,也改变着社会的运行方式,它对执政党治国理政全面提出新的要求。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需要以技术、价值、制度、组织四方面要素作支撑,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必须从这四个维度来适应网络社会发展。

从生产力影响维度来把握技术运用。从本质上说,网络社会是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这一维度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适应网络社会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把握:广义上的适应,是指国家治理必须适应作为生产力的信息技术革命所推动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变迁;狭义上的适应,是指国家治理应积极运用网络技术,从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从文化生成维度来把握价值建构。互联网的发展导致虚拟空间的兴盛,在虚拟空间中人们的交往方式呈现许多新特征,并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在网络时代,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建构使新的交往方式与行为方式不断生成,推动网络文化的发展,进而导致人们的价值认同也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所谓网络社会的“土著”一代,网络文化直接影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执政党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把握好网络时代的价值建构问题。

从秩序建构维度来把握制度发展。秩序建构必须从内外两方面同时推进才能有效。内是指人们内心的精神秩序,这属于价值建构问题;外是指人们的行为秩序,这属于制度建构问题。网络社会的到来不仅使人们在价值认知上发生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现实的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与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何使这些变化了的内容在一个新的框架内相互适应,形成新的秩序,就成为制度发展的重要任务。国家治理的成效同制度发展是否与网络社会相适应密切相关。

从交往方式维度来把握组织创新。网络社会的到来使人们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与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社会运作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就要求组织方式与组织形态也要适应这一变化进行创新与调整。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在市场中发生大量商业模式创新,并且这种创新往往是颠覆性与迭代式的。网络社会对组织方式与组织形态创新的要求并不局限于市场领域,也存在于社会、国家与政党层面。执政党要更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善于适应网络社会发展推动组织创新。

执政党要大力提升网络时代治国理政能力 

上述四个维度实际上是为国家治理适应网络社会发展明确了领域,而要在这些领域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还需要执政党提高认识水平、强化实践能力、善于发挥青年人的作用。

信息革命出现以来,网络信息技术就处于快速迭代发展之中,并迅速影响着社会的交往方式与组织形态,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党要更好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及其给社会带来的最新影响。这种认识,既要看到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对当前与局部的影响,又要把握其对未来与整体可能的冲击。要通过各种方式让各级党政干部、国家治理各方面参与主体都能够充分了解这些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治理是以有效处理公共事务为中心而展开的。因此,适应网络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实践为取向。在密切关注网络信息技术发展与影响的基础上,我们党必须在实践中积极做好应对的政策设计、组织变革与工作布局,将短期应对与长期规划统一起来。

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式发展,使青年人成为最能适应网络社会的群体。网络信息技术打破了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将青少年阻隔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制度屏障,青年人的社会参与领域与空间被大大拓展,许多社会权力开始向青年人转移,从而使网络社会呈现青年化特征。由于网络信息技术适应度与网络空间参与度更高,青年人成为网络社会的主要群体。因此,在适应网络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时应特别重视发挥青年人的作用。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技术上,而且要体现在政治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

还应看到,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虚拟空间的兴盛。它一方面使人们的交往空间从现实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另一方面使各国之间民众交往的成本大大降低,使全球的交往密切度极大提升,由此出现了“地球村”。然而,网络社会在使全球交往更加密切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威胁。从一定意义上说,执政党要在网络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考虑国家内部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还必须考虑全球层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问题,考虑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既是时代的命题,也是中国的责任。

(作者为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形成机理、传播机制、评价体系正发生深刻变化

网络时代更应重视执政党形象建设(顺势而为) 

李 冉

政党形象是政党重要的软实力,人们往往通过政党形象来观察和评价政党,而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可以凭借良好形象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资源、节约政治成本。因此,没有哪一个政党不重视自身形象建设。然而,网络时代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使政党形象的形成机理、传播机制、评价体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我们党来说,如何在网络时代加强党的形象建设,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必须加以重视。

网络时代政党形象的形成机理发生改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党的形象的形成规律。在90多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8800多万名党员的规模,党以良好的形象使天下归心,汇聚起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我们党的良好形象归根结底是干出来的,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形成的,这根本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竞选形象”“镜头形象”。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的主要功能不是“形成”党的形象,而是“展示”党的形象。换言之,我们党是以自身实践为中介,把党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靠党的作风、靠人民的口耳相传塑造党的形象,从而形成最真实也最有动员力的政党形象。这就是传统媒体时代我们党政党形象的形成机理。然而,这样的形成机理正在被网络时代互联网新媒体尤其是各种自媒体的兴起所改变。新媒体会对党领导人民从事的实践活动进行再解释,由此具备政党形象的成像能力,最终形成一种“媒体形象”。媒介资源越丰富、立场越多元,经由媒体成像而形成的党的形象就越复杂。网络时代,良好的执政活动未必造就良好的执政党形象,甚至会出现执政党的形象与良好执政活动相背离的态势。可以说,作风优良等是执政党良好形象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形成良好的执政党形象,除了要有良好作风等,还要充分考虑到分层的社会结构、多元的价值主张、分化的利益诉求、碎片化的网络审美等因素嵌入媒体以及这种嵌入对执政党形象形成的影响。当前,新媒体的发展对我们党的形象既有有利影响,也形成一定的解构力量并出现一种再造态势,使党的优质形象资源有快速流失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认真评估新媒体对党的形象形成机理的改造效应,认真研究网络时代党的形象的形成规律。

网络时代政党形象的传播机制发生改变,要求我们维护好党的形象的整体性与严肃性。在竞争性政党政治中,政党形象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表达政党之间的“辨识度”,为赢得选票和政权服务。西方政党的政党形象塑造基本是为了这一目的。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后,党的形象传播的重心不是“辨识度”而是“诠释度”,尤其是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诠释。这决定了我们党的形象具有整体性和严肃性,但这些特性在网络时代有可能被新媒体所改变。一方面,新媒体碎片化的传播模式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党形象的整体性,如有的社交媒体、自媒体把个别党员干部的负面形象与党的形象等同起来,用一些局部问题、负面案例来否定党的形象。另一方面,一些新媒体生活化甚至娱乐化的审美标准也不可避免地损害我们党形象的严肃性,消解党的形象所蕴含的道义因素。一个失去了道义的政党形象,最终就会失去政治动员功能。化解这些风险,不能仅仅被动防守,而是要善于发挥新媒体的长处,以主动建设的态度补齐党的形象传播体系的短板。比如,新媒体的生活化是其显著特征,也是其显著优势,有利于吸引公众参与一些议题的讨论并形成公共舆论。网络时代,维护党的良好形象就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这一优势,善于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诠释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形成有利的公共舆论。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加强管理,对一些新媒体对党的形象的恶意抹黑必须敢于亮剑,阻断其传播链条,

网络时代政党形象的评价体系发生改变,要求我们解决党的形象评价中的冲突问题。传统媒体时代,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等都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我们党的形象是自上而下塑造的;另一方面,公众关于我们党的形象的评价亦经媒体自下而上过滤。可以说,党的形象的塑造主体与评价主体事实上合而为一,形成了“闭环”的评价体系。也正因为这种“闭环”的评价体系,使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来不将党的形象建设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考虑,缺乏建设、维护、管理党的形象的意识和能力。网络时代,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我们党的形象评价体系从“闭环”走向“开放”,信息的开放导致评价权的开放。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与新媒体之间、不同立场的新媒体之间关于党的形象的评价容易出现撕裂。这种撕裂首先表现为语言与文本的撕裂,继而导致思想与观念的撕裂。这种开放的评价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将如何建设、维护、管理党的形象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媒体从来都是拥有立场的,网络时代是市场与资本对媒体有着重要影响的时代。要坚决防止一些新媒体被市场和资本所操控,立足于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而对我们党的良好形象进行消解。解决网络时代党的形象评价中的冲突问题,最重要的是壮大主流媒体及其评价力量。网络时代,党媒的优势从根本上说源于我们党自身的优势。网络时代的舆论生态尽管有了很大变化,但党媒的优势依然存在。党媒要善于把我们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媒体优势,使自身在开放的党的形象评价体系中依然牢牢掌握主动权。

(作者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发展(思想纵横) 

张 垚

许多年之后,面对自己的WeChat账号,王湉可能还会想起自己为了支持特朗普而成立“华裔北美特朗普助选团”微信群的那个下午。

王湉,一个10岁时就从北京移民到美国,现正从事投资的华裔青年;WeChat即微信,中国当下最为流行的社交媒体工具;特朗普,已被认为是得益于社交媒体而即将登上总统宝座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移动互联技术也参与到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中。在西方政党政治越来越受网络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的新形势下,这并不算新鲜事。网络时代,政党所面对的政治生态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如何适应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每一个政党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从最初“皮鞋”加“握手”走访选民的方式,到利用报纸、广播、电视进行宣传动员,再到如今希望民众动一动手指在移动终端设备上完成对政党候选人的政治捐助,有人惊呼“社交媒体竞选时代到来了”。的确,技术的发展总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也改变着政党的运作模式。今天,网络信息技术对西方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也就是选民动员能力,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2012年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曾发布一款名为“Obama for America”的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让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快速了解选民及其周围邻居的政治立场,进而作出是否需要花精力去进行动员和游说的选择。日本自民党也曾开发出一款名为“安倍蹦蹦跳”的手机应用程序来拉拢青年人。此次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更让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政治动员能力刮目相看。

事实上,网络信息技术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不只体现在选举上,还体现在政党组织建设方面。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推特上的粉丝俨然成了该党的“拇指党员”;德国有政党开发出“流反馈”平台软件,使得普通党员能够把提案直接发送给领导层并在党内会议上直接进入表决程序。而诸如党员信息管理、党员教育、党员动员、党员之间的社交联系等,也因为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便捷和有效。如英国工党发布的一款名为“iCampaign”的应用程序,能够让下载者接收到工党的即时推特留言,了解工党的政策和活动。

当然,技术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快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在为西方政党政治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各种问题,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被社交媒体平台过滤掉的反对意见和根据用户喜好精准投放的信息,让选民只能看到政党候选人的某些侧面。实践中,西方一些政党利用奉行“点击主义”的粉丝来装点“民意认同”的门面,以此掩盖西方民主的虚伪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出现的社会撕裂,也让人们对社交媒体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深感迷茫。

无论如何,网络信息技术已深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改变了政党政治的发展环境。政党只有关注、熟悉并善于驾驭网络信息技术,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面对网络时代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中国共产党自当勇立潮头、积极行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强调“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对于我们党来说,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生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需要“内外兼修”。对内,要善于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形成“数字化党建”新局面。当下,不少党组织开发的党员教育管理软件,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对外,要善于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使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动员能力。

技术改变世界。今天,对政治有着重要影响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文化等,还包括技术,技术与政治的互动日益频繁和深入。对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不应仅仅将网络信息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还应将其作为自我革新的手段。这是大势所趋,我们当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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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