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2017-06-19    来源:百度百科    作者: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nomie )是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写于1843年底至1844 年1月,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 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论述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初步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篇经济学著作。

  著作简介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nomie )是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写于1843年底至1844 年1月,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论述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初步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篇经济学著作。

  内容提要

  在本文中,作者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揭露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非人道性质及其所包含的深刻矛盾,指出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导致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革命;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私有制视为当然的前提,而不研究它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并由此出发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看做永恒不变的。文章的观点表明恩格斯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本文中尖锐地提出了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并第一次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马克思曾给以高度的评价,称它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对于推动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但本文也表明,作者还受着L.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原文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

  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额角上就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想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所以必须在一切地方尽禁止“贵”金属出口。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不择手段地骗取那些和本国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把侥幸得来的金钱牢牢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

  如果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就会葬送商业。因此,人们便开始越出这个最初的阶段。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却会不断增殖。于是,各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友好起来。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币当做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回来,并且他们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会吃亏,只要能以更高的价格把它卖给乙就行了。<BR>重商主义的学说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商业的贪婪性已多少被掩盖起来;各国开始逐渐接近,开始缔结友好通商条约,彼此进行贸易,并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竭力互献殷勤,彼此效劳。

  但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当时总由商业竞争所引起的战争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这种贪财和自私。这些战争也表明了: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拳头为后盾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可图,他们便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来把它们订成。<BR>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学说的中心。正因为人们始终固执地相信金银就是财富,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那最终给国家带来现金的交易才是有利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就拿输出和输入来比较。如果是出超,那末他们就认为这个差额会以现金的形式回到本国,而这个差额也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额。因而经济学家的手腕就是要设法使输出和输入到每年年底有一个顺差。就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幻想,成千上万的人都做了牺牲品。商业也有它的十字军远征和宗教裁判所。

  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都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是这样,它未能克服对立。依然到处都是这些前提;唯物主义不干预基督教轻视人类和侮辱人类的现象,它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政治学没有想到去研究国家的各个前提;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所以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半是进步的;它不得不背弃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带上了博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转而垂青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学说的血腥恐怖表示衷心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所有这些都十分冠冕堂皇,可是这些前提马上又显身手了,它们创造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对抗这种伪善的博爱,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它玷污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词;这些前提创造了并发展了工厂制和现代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179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可是,难道说亚当·斯密的学说不是一个进步吗?当然是进步,并且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必须摧毁重商主义学说、它的垄断以及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斗争,就必须使所有这些地方的和民族的打算退居次要的地位;必须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经验主义的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它具有一种理论也对后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必须通过企图否认旧政治经济学的不道德和因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即伪善而使这种不道德达到极点。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乐于承认,仅仅由于论证并实现了贸易自由,我们才有可能超出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的防伪,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有权指出,这种贸易自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微不组道的。<BR>我们所要批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越严厉。因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看到的现成的原理只不过是一些片断的东西,而在最近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一切结论都已经做出来了,各种矛盾都表现得十分清楚,但是他们却没有去追究各个前提,还总是为了整个学说负担着责任。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时代每前进一步,要把政治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也必须提高一步。所以李嘉图的罪过就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

  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做出正确的评价,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并且还有重商主义的各个前提拖累着它。只有超出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批判这两种学说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类的一般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够给这两种学说指出它们的真正地位。那时大家就会明白,贸易自由的捍卫者原来是一些比旧时的重商主义者更为恶劣的垄断者。那时大家就会明白,在新经济学家的虚伪的人道背后,原来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旧经济学家的概念虽然混乱,但是和他们的反对者所捏造的逻辑比较起来还是单纯的、有连贯性的;这两派中任何一派都不再可能只责备对方而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责备。所以最新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但是我们却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不彻底的暧昧不明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要重新分解为它基本组成部分。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要进步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不造成垄断的恢复,就要造成私有制的消灭。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政治经济学确实包含着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没有成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由此可见,在问题涉及寻求生财捷径的一切地方,就是说,在一切纯经济问题的争论中,贸易自由的捍卫者是正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支持的人争论,而不是和反对私有制的人争论,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从经济观点出发也能够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

  因此,我们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就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制度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做出结论。

  “国民财富”一词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竭力概括才初次出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必须完全抛弃这个用语或采取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的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生活必须品,亦即买和卖。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种商业和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必然是商人收入的直接源泉;这就是说,每个人必然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所以在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在利害关系上总是绝对彼此对立的;这种冲突带有完全敌对的性质,因为各人都知道对方的意图,知道对方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该商品的价格的东西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见,在商业中是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样允许给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来没有的特点。总而言之,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

  重商主义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种纯朴的旧教三坦率精神,它丝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它多么公开地暴露自己卑鄙的贪婪。18世纪各国间的相互敌视、可憎的嫉妒以及商业竞争都是贸易的必然结果。社会舆论既然还没有用人道粉饰起来,那么,它为什么要掩饰直接从商业本身的非人道的和充满敌意的本质中所产生的现象呢?

  但是,当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亚当·斯密快要开始批判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情况就大大地改变了。时代变得人道些了,理性得势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永远的权利了。强迫订立的通商条约、商业战争、各民族间的严重的孤立状态开始和前进了的意识异常激烈地冲突起来。新教的伪善代替了旧教的坦率。亚当·斯密证明了商业的本质中就有人道的基础,商业不应当“是纠纷和敌视的最丰富的源泉”,而应当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参看“原富”第四卷第二节);因为就事物本性而言,总的说来商业对它的一切参加者都是有利的。

  亚当·斯密颂扬商业,说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对道德和人性也表示过应有的尊重。但是,是怎样的表示啊!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变成了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人道些了;当商业上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阶段转变成重商主义学说时,商业也变得人道些了。现在连这种学说本身也变得人道些了。当然,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以个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视,那它就实在太愚蠢了。它表现得愈友好,就对它愈有利。商业的人道就在于此,而这种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手段就是贸易自由论所引以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到穷乡僻壤去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战争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为的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慢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婪;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待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的动机出发,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应存在的对立这种意识出发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

  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来使敌对关系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利害相同而互相吞噬的凶恶的野兽(竞争者不是凶恶的野兽又是什么呢?)。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前进一步(即使家庭解体)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于是它自己的心爱的发明即工厂制度就来帮助它达到这个目的。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财产的家庭共有制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英国这种家庭共有制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一到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小客栈,交给父母一定的缮宿费。这种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可是,难道还可能不这样吗?从贸易自由学说的基础即利益的彼此隔绝中还能产生出什么别的结果呢?一个原则一旦被运用起来,它的一切的结果就都会贯串着这一原则,不管这是否符合经济学家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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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民